新闻媒体谈老虎伤人无法强迫动物园承担无限责任

  据澎湃电视新闻

  原副标题:法制日报刊文谈老虎伤人事件:不能强制动物园承担无限义务

  去年春天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激起的社会舆论风波仍未平息,今年大年初二,嘉兴雅戈尔动物园又发生了同样的惨剧。与前者舆论一边倒地抨击受害者不同,这回的舆论令人不解地分出了“挺虎派”和“挺人派”。仿佛追究动物园管理义务的声响正在被放大。

  主观地知道,嘉兴这位死者比上海那位伤者所犯的错误还要严重,如果知道北京那位伤者还可以用“重大误解”作为托辞的话,嘉兴这位死者实在找不出正当的为由,而且他的故事中也没有一位伟大的妻子为他挺身而出,让他多一点悲情与尊严。可是一些人,特别是一些“菁英”却偏偏选中了这样一个人来为之辩护,显然精英就是精英,他们早已厌倦了普罗大众的常识性思维,而一定要显示自己卓而不群的“独立思考”能力。

  这两起事件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受害者都不肯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个人责任,一定要动物园来为自己的错误埋单。而这一点,也折射出了群众法治意识的严重不足与误区。近年,随着法治的深入人心,民众公民权意识高涨,愈发多的人告诉他了公民权与自由是个好东西。但是权利意识的改善并不代表法治意识的提升,法治的真谛在于权利责任相统一。公民权与责任、自由与义务分别是一枚新币的两面,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要履行责任,在行使自由的同时要承担责任,一个人越自由,他的自我责任就会越重。全世界上从未只有权利从未义务、只有自由从未责任的事。所以,我们越强调公民权,就越要准备承担更多的义务与责任。法治社都会既是个人权利取得充分保护的价值观,同时也是个人必须承担相应义务与责任的价值观。

  就老虎伤人这个事件来讲,动物园的义务来自于动物园的过错,过错是动物园承担责任的必要。动物园在这个事件中的到底有没有过错,还必须有关机构的调查结果结论,这里无法先入为主,但家属认为“动物园就不应该让无票者进入”这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仅有从常理上推断出,从未一个公园都会主动放逃票者进入产业园区,特别是在是民营动物园,门票总收入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更就会忽视门票管理。而森林公园的管理工作是为大多数正常游客的设计的,不有可能专门为那些挖空心思的逃票者的设计防逃票措施,公园只要尽到了正常的管理责任就可以了。

  当然,可能还有人都会说,民法上不是还有一条叫无过错责任吗?的确,民法上确实有这样一种“严苛责任”的规章,但是只要我们略为了解一下就都会知道,所谓无过错义务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适用的,我国民法典和侵权行为责任法在动物园管理工作上都有规章,不适用无过错责任。而且更最重要的是,无过错义务的适用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受害者或者说是被侵权人,也没有过错,否则一直不能适用。

  动物园作为经营方,与受害者个人相比的确是强者,但是我们也不能强求动物园承担无限义务,否则就有悖公平原则,却是两者在普通法上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我弱我有理”那种话在心里偷偷地想想也就罢了,没有拿到台面上来知道。

  差不多在十几年前,我国的司法是有一些乱象的。曾经出现过见义勇为者追小偷,小偷被车撞伤,却法院见义勇为者承担赔偿义务的案例。这种奇葩案例多了,不仅搅乱了人们的正常判断,也导致价值观对司法机关失去了信心。所以这些年来司法全力纠偏,强调司法机关审判的法律效果和价值观效果相统一。司法审讯不能有悖于常识,朴素的正义观告诉我们,违法行为甚至犯罪者的行为不不应也不可能取得合法的赔偿。逃票进入动物园的行为是犯错,不是犯罪,其价值观危害性也小得多,但是在逻辑上两者是相通的,即错误的开始不能导出正确的结果,法律保护的是正当合法的公民权,而不是违法行为。

  法治从来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都会道德与规则是法治的基石,抽离了社都会道德与规则,法治不可能独立存在。所以,虽然从情感上我们对被害人的不幸遭遇感到同情和惋惜,但是从普通法上我们不能强制动物园承担无限义务,为受害人的错误埋单,否则法治就都会从平等保护变为“恃弱凌强”,而这同样不是法治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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